「星辰娱乐苹果app」历代变法成败谈:与商鞅变法不同,戊戌变法有个致命缺陷

  • 发布时间:2020-01-11 16:45: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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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星辰娱乐苹果app」历代变法成败谈:与商鞅变法不同,戊戌变法有个致命缺陷

星辰娱乐苹果app,中国历朝历代,其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制度和文化习俗,都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改革中,大的变法改革就有子产变法、商鞅变法、王莽新政、永贞改革、王安石变法、张居正改革、戊戌变法等,其经验教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变法的时机

商鞅变法时秦国长期内乱,兵弱主卑、贫穷落后,渴望变法图强。王莽新政,更处于西汉末期政治“有七亡而无一得”、人民境况“有七死而无一生”、朝野上下都渴望变革的大好时机。这种情况的变法改革宏观上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。因此对时机的把握,是决定变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以改革的时机而论,最为超前的是春秋时郑国子产改革,取得了罕有的成功,就在于他能把握时机、创造改革环境。子产执政之初(公元前543年),先进行作为国家基石的田地制度的整顿,改变土地不均的状况;待田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、得到国民拥护后,执政的第五年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;待军制改革增强了国防力量,执政的第七年再进行法制改革,“铸刑书于鼎,以为国之常法”,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,在法制史和社会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变法的政治权力基础

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改革,政治权力基础至关重要。

战国时期有两次成功的变法,一次是魏文侯-李悝变法,魏文侯28岁即位,在位50年;另一次是秦孝公-商鞅变法,秦孝公20岁即位,在位25年。两位君主年富力强,长期掌握大权,给予变法强有力的支持。

与这两次改革不同,缺乏政治权力基础,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,是永贞改革、庆历新政、戊戌变法等改革的致命缺陷。永贞改革和戊戌变法有不少共同之处。第一,前者依靠的是一个在位只有几个月、还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唐顺宗;后者依靠的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。第二,改革集团都是一群地位不高的新人,前者的核心人物王叔文是翰林学士,王伾是翰林待诏,柳宗元、刘禹锡是员外郎,有笔无剑,主持改革被讽为“秘书干政”;后者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是个无权觐见皇帝的工部主事,梁启超是个没有官职的举人,地位最高的谭嗣同也只是个四品军机章京,起草谕旨文书而已。第三,反对势力过于强大,永贞时宦官和藩镇已长期把持国家权力,盘根错节;戊戌时朝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,掌管中枢机关和地方的实权官员大多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。

在这种极为悬殊的力量对比下,保守势力一反扑,革新势力顷刻瓦解:贞元二十一年(805年)三月,宦官和藩镇迫使顺宗立敌视改革集团的李淳为太子,八月又迫使顺宗“禅位”给李淳(唐宪宗),改革集团人物俱被清算放逐;与此类似,戊戌年9月慈禧得到维新派密谋逼宫的密报,立刻软禁光绪,再次垂帘听政,下令捕杀维新党人。康有为、梁启超逃亡海外,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。

永贞王叔文集团掌权只有146天;戊戌变法自6月11日光绪颁“明定国是”诏书到慈禧废止新政,仅维持了103天。

变法内容是否利国利民

子产改革,以“为田洫”为先行,厘清土地所有权,收回大贵族违制占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,承认新兴土地所有者的权利,征收税赋以增强国防等。一开始遭到国人反对甚至仇视,传诵说“取我衣冠而贮之,取我田畴而伍之,孰杀子产?吾其与之”!但三年之后,土地不均的情况得到纠正,农业生产得到发展,国家也富强起来。国人转而拥护子产的改革,传诵说:“我有子弟,子产诲之;我有田畴,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,谁其嗣之?”

子产改革军赋制度,让“野人”即被征服地区人民与国人同样纳税服役;“铸刑鼎”将法律公布于众,改变“刑不可知、则威不可测”的秘密法;实行“学而后入政、择能而使之”的用人制度,这些改革起初也招致许多人反对,但由于这些改革确实利国利民,很快就得到了国人的拥戴。

与之相反,以搜刮民财为目的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。在王莽新政的16年中(公元7—23年),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,每一次都是以小易大、以轻易重。如第一次,诏令在当时流通的五铢钱之外,增发三种货币:“大泉”“契刀”“错刀”。“大泉”重十二铢,值五十枚五铢钱,是20多倍的不等价交换,“契刀”值五百,“错刀”值五千,更是上百倍的不等价交换,用政治权力赤裸裸地掠夺人民财产。王莽这些倒行逆施的“新政”,激起各阶层的强烈反对,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。

变法的策略

成功实施改革的子产、魏文侯、李悝、张居正等,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。

子产20岁率家兵平定郑国内乱后即参与国政,29岁为卿,40岁担任国卿(首相),深知使郑国由衰而兴的关键所在。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弱国,子产采取“从晋和楚”的策略,争取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;同时“为田洫”“为丘赋”,发展经济增强国防;再顺次进行法制、军制、用人制度等改革,使郑国得以变强。

张居正隆庆六年(1572年)成为首辅前已有25年从政经历,先后掌管国子监、翰林院、吏部,掌握了一批军政人才。他成为首辅时,明神宗朱翊钧年幼,他首先争取到李太后和“内相”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支持,得以主持和裁决军政大事十年,有了推行改革的政治权力基础和时间。他在财政上清丈田地,推行总括赋役的“一条鞭法”,使得国库充盈;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,考核各级官吏,政体为之肃然。

与之相比,永贞和戊戌的改革集团,则都是缺乏政治历练,甚至没有从政经验的书生。永贞改革集团的王叔文、王伾担心病入膏肓的顺宗不久于世,不顾积弊深重的政治现实,企图一日尽除宦官藩镇弄权的弊政,又不善妥协,终使永贞改革流星般坠毁。

甲午战争后,朝野很多人都认识到旧法的不足和洋务运动的局限性,呼吁变法。但戊戌维新集团急于求成,在变法的103天中,光绪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,其中八九月之交的17天内,竟下达了132件谕旨,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,几乎都不具有可操作性,也几乎都得不到执行。改革内容上要尽采西法,将传统的东西都视为落后一概摈弃,大量裁减官吏,裁减绿营,令旗人自谋生计,废除科举……甚至要搞“中美英日合邦”,请外国人来华执政和变法。不仅守旧派反对,连许多支持变法的人士也不赞成。

栏目主编:张武 文字编辑:房颖 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邵竞